一群研究广场舞的美院学生
所谓「占领南湖公园」，其实是二毛等人为作品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设计的一个行为实验。「广场是一个公共空间，可这些叔叔阿姨好像把它当成了自己的领地。别人能占领这个地方吗？我们想试试看。」
他们在校内张贴海报，招呼了 20 多个同学，准备的歌曲囊括流行乐、电子乐，乃至时装秀场背景乐，总之「一听就跟叔叔阿姨播放的歌曲不一样」。
在公共空间跳舞，对年轻人来说终究有点陌生，很多同学畏手畏脚。二毛在现场准备了纸袋，原本放不开的同学把纸袋罩在头上，开始摇头晃脑。从另一个角度考虑，头戴纸袋也代表着占领的「匿名性」，二毛觉得，「不用管我们是谁，我们就是来占领原来被他们占用的空间的。」占领这个行为本身是这场活动的关键。
根据二毛的经验，占领场地的要义有三：队伍要壮大、音箱不能输，占地要迅速。这天，他们比大爷大妈提前 10 分钟左右来到公园，用事先准备好的音箱放歌，开始跳舞。但音箱在室外的效果远不如预期。众人正着急时，一位大爷拖着一个行李箱大小的音箱慢慢走向广场。二毛眼前一亮，上前向大爷借了过来。
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中有一句话，「音乐就是我们将舞动的身体浸入其中的空间本身。」—— 音量提升，「占领」也就成功了大半。
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的封面人物是
央美的前保洁员小芳（化名）。
她带领着望京 SoHo 成员最年轻、
舞步最复杂、舞曲最时髦的广场舞团体。
大爷大妈陆续来到广场，以为这伙年轻人的活动马上结束，于是守在一旁等待。但眼看他们没有要走的意思，一些人开始抱怨，「你们别闹了，别耽误我们在这儿正经跳舞。」有的反其道而行之，干脆下场一起跳，努力在交谊舞和电子音乐之间寻找平衡，「有时候我们也要听听这种音乐，多运动运动！」
二毛最终决定将广场「还」给叔叔阿姨。「他们只是想找一个可以跳舞的地方而已。」在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中，主创团队总结：这次行动更像是年轻人加入广场舞队伍，并服从于一种约定俗成的规则 ——「先来后到」。究其原因，二毛认为「城市里供大家活动的公共空间太少了。」
与「占领南湖公园」相对应，主创团队还策划了对夜店的「占领」。不过，二毛没敢直接请大爷大妈到夜店蹦迪，而是用户外的绿植。在噪音和二手烟中待了一晚，原本生机盎然的绿植变得蔫头耷脑。
广场舞与蹦迪的重要区别在于，广场是开放的公共空间，夜店则是封闭的消费空间。后者往往与某种反叛的姿态相关联，被判定为未成年人不得入内的场所。但高价的门票、酒水，通常也花费了一个普通上班族的大半日薪。在夜店里，年轻人花了钱，真的能换取 「做自己」的机会吗？二毛说，她的一个朋友曾在夜店跳藏族的锅庄舞，被俱乐部老板喝止，理由是这种舞不符合夜店的「调性」。
另一方面，夜店放什么样的音乐、灯光如何设置，都经过精心地设计。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中，夜店被作为例子，佐证了 Henri Lefebvre 的抽象空间理论 ——「这样的抽象空间是以某些与绝对相关联的容体的缺席（如树木、蓝天等）为特征的。它把固定的物体转变为图像与拟像，把空间简化为一种城市化的设计规划的对象。」在广场和夜店的场景中来回切换，二毛有些恍惚，「年轻人觉得广场舞俗不可耐。但如果你在夜店待得足够久，可能会发现蹦迪也是俗不可耐的。」
十二（化名）在央美设计学院读大三。刚听说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时，她觉得这个项目特别「美院」。
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内页。
主创团队将「占领南湖公园」
这一活动集结为一份实验报告。
为了说明作为形容词的「美院」，十二举了个例子。她对央美学生下乡调研时的一张照片印象深刻：头发花花绿绿，戴着耳钉唇钉的同学围着一位老婆婆访谈，神情越专注，看起来却越「凶神恶煞」，「像不良少年在收保护费」—— 这就是特别「美院」的场景。
「真诚一点说，美院的学生或多或少会觉得，我是搞艺术的，我是不一样的。」
二毛等人加入广场舞队伍的场景和这张照片有着相似之处。「他们两拨人如此不同，却又同时出现在一个场景里。」十二预设了差异乃至冲突的存在。但当她参与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这本书的平面设计时，却发现如果弱化着装等视觉符号，老年人和年轻人跳舞时的局部动作，排列在一起竟高度相似。非要说不同，那就是老年人手上多了些皱纹。
再想起那张特别「美院」的照片，十二意识到自己的偏见 ——「大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。」
这种本质上的连接在央美与花家地社区的互动中早有体现。紧邻央美的花家地社区是一片诞生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超大型住宅区，同时也是央美学生的实验场。社区中的人群、设施，以及各种犄角旮旯，都能成为学生调研的对象。
央美学生「占领」花家地社区，花家地社区居民也在「占领」央美。每到下午四五点钟，有的家长便横穿央美校区去花家地小学接孩子回家；傍晚时分，老人家又会来学校操场散步、打太极拳。用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中引述的一句话来说，「公共空间是社会关系的总和。」
十二听说过的最「美院」的事发生在 2016 年毕业季。学校从北京大兴运来 3000 颗西瓜，连瓜带秧地放下，整个校园成了一片西瓜地。附近的居民听闻，也赶来学校分西瓜。拿上一两个不要紧，夸张的是有位大爷骑了辆三轮车来。
不过，作为 2019 级的央美学生，十二有一半的大学生涯都被困在家里上网课。「我们可能是去花家地最少的一届学生。」校园门禁终于发挥作用，把学生关在校内，把居民拦在校外。偶尔有学生翻栏杆出去，路过的居民看到，会竖起大拇指，完成同类间的彼此确认。
在二毛最初对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的设想中，她要找到足够典型的案例。比如一位女士，她的父母跳着忠字舞、样板戏走过上世纪 60 年代，而她浸淫在国营工厂的集体歌舞中长大，在舞厅挥洒青春，等她老了，她开始跳广场舞。她的生命里一直有舞蹈。
可惜二毛没找到这样的「她」。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梳理了 1949 年以来关于「舞」的时间线，从由领导人带动的交际舞，到「文革」期间的样板戏，再到舞厅、迪厅，以及让人「因舞获罪」的严打时期。舞是最容易被时代改写和吞噬的东西之一。
艺术家郝敬班曾持续 4 年拍摄北京的中老年舞厅，追溯历史对身体进行的规定和塑造，她感慨，「某个政策或思想方针会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肢体习惯。」
国内的防疫政策一再强化，以在公共场所聚集为必要组织形式的广场舞变得不合时宜。广场舞视频社区「糖豆」曾连续多年力压 Keep 稳居活跃度最高的运动健康类 App 榜首，新冠暴发后，伴随着全民居家生活的开启，Keep 反超了糖豆并保持至今。
北京兴隆公园的管控也逐渐加码，先是要求在广场跳舞的人必须佩戴口罩，2021 年末，禁止了一切需要「聚集」的活动 —— 不聚集，怎么跳广场舞呢？河北人风灵（化名）已经将近 1 年没去公园了。等疫情结束，她要组织大家继续跳舞，但她也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休止。
13 年前，风灵和一个北京男人结了婚，她性格腼腆，从前只跟同楼栋上下楼的邻居说过话，出了单元门就没什么熟人了。2018 年，风灵开始学跳鬼步舞。她先是在阳台练习，为此专门把阳台的门和墙贴成蓝色，在门对面放了一面落地镜。
但阳台只有两平方米左右，风灵两步能就从门走到镜子。鬼步舞「大开大合」，阳台根本不够施展。将就了半年后，风灵再也顾不得「腼腆」和「怕生」。她提着音箱下楼，只想痛快跳舞。
《野生集体舞事件簿》内页。
戴上纸袋，人们尽情起舞。
在小区楼下跳了 4 个月后，她又来到兴隆公园，在更开阔的空间里和更多人一起跳。来兴隆公园跳舞的基本都是女性，要么退休了，要么是家庭主妇。大家通常早上 8 点相聚，跳一小时，「这样耽误不了多少时间，跳完了该干吗干吗去。」
2020 年夏天，风灵开始带大家跳健身操，迎来她舞蹈生涯的巅峰时刻。鬼步舞固然开心，但节奏太快，五六十岁的人跟不上动作，风灵不想只满足自己。改跳健身操效果甚好，动辄百八十号人，公园被她们「占领」了。
在北京这座不断变化的城市，跳舞的人来来走走。风灵说，这几年一直跟着她在兴隆公园跳舞的人最多也就 3 个。「大家天南海北的，有的离开北京了，有的放弃跳舞了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，什么事儿都是这种规律。」而她退回了阳台。
无论如何，风灵都想跳舞。她记得那个「会跳舞」的瞬间，跟着音乐自由地舞动身体时，她感受到了美的存在。从那以后，她在阳台跳，在小区楼下跳，在公园里跳。她先是独自跳舞，后来在人群中跳舞。现在她只能自娱，但她依然要跳舞。